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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地区特殊监管区域共完成进出口总额1874.5亿美元，同比增长6.0%，占上海外贸进出口28.0%；实现工业总产值2601.5亿元，占全国特殊监管区域总量11%；完成商品销售额18864亿元，占全国特殊监管区域总量52%；完成物流企业经营收入1638亿元，占全国特殊监管区域总量51%。

张亚辉表示，就宏观环境而言，内、外部因素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国内去杠杆持续推进，外部则受美国贸易战和加息的影响。可以说是在多重博弈之下，催化了国内政策的再调整。“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小微信贷供给能力。政策再调整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降，经济出现V型反转概率不大。这种背景下市场短期有望进入磨底阶段。”张亚辉说。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说，上海此前共有6个出口加工区，都已经上报了整合优化方案，并得到了海关总署批准。在奉贤综合保税区和漕河泾综合保税区转型之后，其余的4个出口加工区也将加快转型为综合保税区。全面转型综保区我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始自1990年，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就设立在上海。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批准设立14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分为六种模式：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

（一）在宏观经济理论上的改变。根据最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三部门IS—LM—BP模型，所谓开放无非是在封闭模型下加一个条件—— EX-IM（ε），其中，EX是出口，IM是进口，两者的差是净出口，取决于自变量ε——实际汇率。同时，在货币市场上，模型仍然把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国民收入和利率。我想说的是，这种理论抽象过于简化，与现实中的本外币市场运行并不完全契合。我们发现，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在决定货币需求和供给的时候跟封闭条件下完全不一样。很可能原本的外生的货币供给，即由中央银行完全自主、自由决定货币供应量这样一个前提假定可以推翻。因为有一个全球市场的存在，有一个外汇市场的存在，大家会在这个市场上吞吐的本币和外币，并进而形成比较庞大的本、外币交易，因此汇率和利率都会因之而发生改变。货币供应量是不是外生变量？是不是完全由中央银行独立决定？这些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必须认真思考的。

2、对外开放是双向的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子命题。为什么中国的开放绝不是单向开放，或者为什么不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产品奖出限入，钱是只进不出。事实是，近年来我们的FDI（外国企业对华投资）和ODI（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几乎同步增长，它反映了在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简单来说，FDI反映这个本土生产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本土市场的容纳力更强；ODI则反映两种优势：一种是当我从简单制造走向研发的时候需要ODI，需要在更发达的地区建设研发中心；另一种是我需要多元化，所以我要ODI。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没有高下之分，没有价值判断谁更伟大或者谁不伟大。有人经常说不能某某企业家跑了，我们要反过来扪心自问，你的竞争力和你的优势是否足以留住他？当初他为什么来？现在他为何可能离开？这是我们真正该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ODI和FDI都在增长，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去年一年当中同比增长8.9%，高于FDI和我们对全球的ODI，这反映了双向开放的格局。

据之前的报道称，三星Galaxy A71将于2020年春季正式发布，详细信息还要等到官方正式公布。新京报讯（记者 许诺 陈维城）12月4日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中宣部副部长慎海雄在2019 CGTN全球媒体峰会暨CCTV+全球视频媒体论坛上表示，5G是下一轮科技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5G普及使4K以上超高清视频产品有条件登陆移动市场。